任何单位的领导者都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是大学的领导者应当比其他任何单位的领导者更加懂得人才的价值。善于识才用才，真正爱才护才，应当是大学领导者的职业天性。一个不懂得爱惜人才、不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领导者，也不适合在那些人才集中的地方，如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部门担任领导。
人品、特长、贡献，这是人才必备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人才首先应当懂得如何做人，在思想、政治、道德、人品方面是合格的。如果人格低下、心术不正，本事再大也算不得人才。毛泽东说：学问再大，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古人司马光说过：“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如果一个人无德也无才，虽然也想干坏事，但智力不足，能力不济，很容易败露。如果一个人品行很差，但很有才能，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如虎添翼，为害多矣。
人才不是全才，他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超乎寻常的才能。再伟大的天才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再英明的领导也不可能洞察一切、包打天下。如果自认为自己是人才，那本身就是愚蠢的表现。如果社会对人才求全责备，那也就没有人才可言了。
一个人的德才学识，最终要体现在实践中，落实在贡献上。以实绩分高下，以贡献论英雄，这才是硬道理，是识别人才的标准。人才不是自封的，那些自吹自擂、大轰大嗡的人，大多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流星、泡沫。人类历史上那些流芳百世的杰出人才，都是在促进科学发展、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经过实践检验、为群众所公认的人。
人才何以难得？
毛泽东、邓小平都曾经感叹“人才难得”。一般人才固然也很可贵，但并不难得，真正难得的是卓尔不群的杰出人才。这些人才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
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
那些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具有超凡的天赋和智慧，他们在人类未知的世界中摸索前进，推翻约定俗成的公理，质疑理所当然的结论，揭示人所不知的秘密，提出异想天开的构想，预见未来世界的发展。他们开创的这些新思想、新成果，凭借常人的智慧难以理解，按照已有的标准难以衡量，至于未来的价值更是难以判断，因而常常被视作“异端邪说”，受到压制。比如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而人们却骂他是魔术骗子，几乎把他置于死地。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却被人攻击为“犹太人危害世界的阴谋”。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开创了人类航空史的新纪元，而当初也遭到美国科学界和舆论界的封杀，被迫移居法国继续他们的飞行试验。
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桀骜不驯、狂放不羁，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他们的逻辑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
自古以来，那些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大多是在逆境中奋斗的，夭折的比存活的要多，被埋没的比被发现的要多，不得志的比得志的要多。不少杰出人才的价值是在其死后才被人发现的。时间越是久远，他们的价值越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工业化、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取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
